连同上文来看，这是进一步讲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这里提到的“体裁”、“是非”、“文”、“直”，是讲的史学继承的内容和标准，如能真正做到这些，且又充分体现“时之所宜，才之所长”，就可达到创新，就可成为良史。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模仿古代史家，那只能说“好古”，与继承和创新无涉，更谈不上成为“良史”了。
上面所举的这几篇史学评论，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中唐史家之自觉意识的增强。当然，其中有的史学评论并非出于史学家之手，但作为一种倾向，它们都是当时的史学思潮的反映。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四、关于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
柳宗元关于“天人之际”的看法，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都带有鲜明的批判性。批判“天人感应”论，批判“圣人之意”说，等等，这些批判，如上面所举诸文，都是从历史事实出发所做的理论批判，且具有宏观的性质和普遍的意义。在柳宗元的著作中，还有一种批判是从具体的史学著作入手的。这种批判，从史学来说则具有直接的意义；但因其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所以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和理论的价值。这两种批判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思想上、理论上则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非国语》就是这后一种批判的代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