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6月，我拿出1500万美元用于大学高龄教授的养老基金（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会的25名理事全部都是美国大学校长，其中有弗兰克·A.万德里普，他在基金会成立之初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有亨利·S.布里切特博士，也是基金会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很重视这项基金，很快就有人从中受益，他们有资格获得这笔基金，这笔基金的价值在他们身上才得以体现。长期以来，教师虽然最受人尊重，可他们一生教书育人，所得薪水却相当微薄，甚至比我们公司职员的薪水都低，想靠省吃俭用来养老是不可能的。加上大学没有养老津贴，高龄教师不得不继续教书，无论是否还能胜任。因此，该基金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第一批受益人的名单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许多誉满世界的学者，他们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受益人或他们的遗孀给我寄来感人至深的信，我一直保留着，它们是治疗我抑郁的良药。
在家乡丹佛姆林，托马斯·肖先生曾撰文指出，苏格兰有许多贫困家庭，虽然省吃俭用，可仍然无法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看到这篇文章，我立刻拿出1000万美元，一半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另一半用于提高大学的基础设施。这就是卡内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1902年，该基金第一次理事会议在苏格兰国务卿爱丁堡办事处举行，由巴尔福勋爵主持，与会人员从首相到各种伯爵、子爵、勋爵，再到其他知名人物，不乏其人，大大提升了基金会的可信度。我写信希望他们行动起来，因为我不愿意该基金由苏格兰大学来管理。理事会成员埃尔金伯爵，完全赞同我的看法；首相巴尔福先生也声明道：“一分钱也不给，一分钱也不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