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本特征,显然既与东北地域语言紧密相关,也与作为流亡作家的写作、表达策略相关。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端木蕻良、萧军、舒群、罗烽和骆宾基。如端木蕻良《浑河的急流》:
“他也会摔‘拐拉棒子’(一种蒙古人猎狐的方法,在马驰的当儿,将手中的一个微弯的带疙瘩榔头的木棒顺手投去,百发百中)!”
女儿又接着说:“哼……”
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陈柱司令演讲时有这样的话:
我们有的从农民里来,有的从军队里来,更有的是从别的绺子上来的……我们这样辛辛苦苦,忍饥挨饿,集合到一起,浴着血来和我们的敌人斗争。为什么呢?这是得已吗?这是偶然吗?全不是的,这是我们的敌人将我们逼成这样!
作品在描写老百姓看行军队伍时有这样的对话:
“那个大个子,腰里插手枪,像个‘当家的’!样子很像嘛!”“我看他好像个‘炮头’,要不然就是‘秧子房’上掌柜的。”
“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已成为关内人政治和文学关注的中心,表现东北生活并具有东北特色的作品能够迅即为关内的读者所接受从而获得成功,萧军、萧红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说明。对于从文化边缘地带流亡到文化中心地带的东北流亡作家而言,乡情凝聚、流亡作家的情绪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功利使命感,以及使自己能够为关内文坛所接受和瞩目的“成功意识”,促使他们大量创作以东北为表现对象的作品。